据《新京报》报道，89岁退休高官杨维骏，日前做了件轰动的事——“开公车带领村民上访”。原来，为帮助一群失地农民从苦难处境中解脱出来，杨维骏用政府为他专配的公车，带着12名失地农民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结果，一边是百姓称快，一边是政协老干部处一位处长强烈责怪。此事在网络传开后，杨维骏被网友称为“最可爱官员”。
只要一提到上访，就总有一些权力皱着眉头，脸上写满排斥、反感与惊悸。从某种意义说，这种复杂表情也是不成熟的表现。原因再简单不过，法律早就赋予公民上访的权利，比如，《信访条例》就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从这个意义讲，“退休高官开公车带领村民上访”，其实给权力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
“民意已经过河，一些权力仍在摸石头”，拿这句网络流行语来形容此次上访引发的“效果反差”，也许很恰当。既然法律已经肯定了上访是公民的权利，本身包含强大的救济功能，那么，在法律框架内寻求权力救济的维权行为，就应该得到权力充分的尊重与呵护。遗憾的是，杨维骏帮助上访者打通对话途径的举动，却受到一些权力的责怪。真不明白，那些对杨维骏“另眼相看”的权力，到底是基于怎样的官场伦理，又是在保护谁的利益?
尽管上访是公民的权利，但是，有的上访者在行使这项权利的时候，脸上经常挂满悲怆。上访者的田园荒芜、流落街头，曾经濡染过无数人的双眼。特别是一些地方把上访者送进精神病院的惨剧，已经成为很多人可怕的梦魇。这是因为，在上访者践行权利的路上，出现了深度的断裂。
诚如杨维骏所说，那些失地农民的上访，总是遭遇踢皮球，如果他们自己去政协，连大门也进不去，因为有些官员对待群众的感情太冷漠了。而前段时间，广州领导公开大接访，结果迎来市民连夜排队的“壮观场面”，也折射出当前一些政府部门仍然未能为公民提供足够畅通的信访路径，未能有效提高信访效率。
那些上访者带着民意而来，对权力来说，如果不能俯身倾听民意，又拿什么来保证权力的合法与理性呢?特别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种种复杂的利益博弈，法律有时无法完全充当社会矛盾的调节器，而很多贫弱群体又往往打不起官司，法律援助也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这时候，在一些涉及到与强大资本或公权力博弈的问题上，就更需要权力透过法治视角，为那些遭遇不公的群体提供及时救济。
也就是说，退休高官杨维骏“开公车带领村民上访”，应该成为一种被权力充分激赏的行为，而不应招致权力责怪。而且，这起上访本身涉及的是征地这种与公权力进行博弈的问题，而政协恰恰应该行使监督政府的职能。就算那位责怪杨维骏的处长不懂得上访本身包含的法治理性，最起码应该从这种行为中汲取到民主监督的养分吧?
“将政府配车只用于游山玩水那才是不正常现象”，杨维骏这句话同样值得玩味。这意味着，“开公车带领村民上访”不仅仅是一堂有关法治的课，同时也是一堂关于权力品质与生活的课，值得所有权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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